今日批评家｜冉隆中：田野调查式的批评写作

批评家印象记鼻孔朝天的人任芙康京城东边，有一所学校，学员进去，若干时日出炉，虽不曾获得人事档案认可的文凭，却从此脱胎换骨，拥有了经久言说的由头、背景乃至资本。这处超级福地，就是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鲁迅文学院（以下简称“鲁院”）。鲁院由前身、转身、变身，直至今日模样，其间经历过数十年演变，遍看国中，其他各行各业的培训、办学之类，如此多快好省，如此事半功倍，似无先例。五年前某天，翻看一篇来稿，题为《鲁院听课记》。作者陌生，姓冉名隆中， 系鲁院弟子。这种文章，十之八九，颂辞满篇，应该不抱太高期望。但念及人家学子知恩，撰文抒情，对母校投桃报李，亦在情理之中。然此文别异，几段下来，你必得改变你的漫不经心，将一万六七千字一气读完。这位学生，来自云南，进修两月，听课三十余堂。从他的逐堂记叙看出， 尊敬也还有，钦佩也还有，但习见的仰望没有，点头称是没有，诚惶诚恐没有。这是一个不太拘泥于礼数的人。其字里行间的锐利与唐突，清醒与破绽，较真与狐疑，让人心喜难捺。几十载的鲁院注册学员，想已成百上千，能写出这般“听课记”，追仿鲁迅遗风，与鲁院名号相符者，怕是罕见之至，唯该生崭露头角。声韵异样的文字，常有跑调之嫌，向来见仁见智、好恶悬殊。斯文刊发之后， 果不其然，毁誉四起。此刻的冉隆中，对于“誉”言，倒是感觉良好，怡然消受；而对于“毁”语，则似乎准备不足，心生困扰。但他终归智商充盈，大约明白了坏心情不可泛滥，遂很快安静下来。这一安静，许久杳无音信。时有闲暇，也曾有过揣想，冉某一副挥洒自如好笔墨，定然不肯轻易停歇，又将有些怎样的涂抹？终于一天，收到他的新作。发排之际，我颇有感慨，便假“责编”之名， 写了出来——沉寂相当时日之后，冉隆中寄来这篇《底层作家，你们还好吗》，再次给了我们击节叹赏的意外。区别那些在东南西北的都市上空，飞来飞去的评论掮客，冉隆中远离闹市，游走于县城乡村之间，耳闻文人潦倒，目睹文事萧条，于是心情快乐不起来，做派潇洒不起来，言辞高蹈不起来， 当然只能生发出关切的、悲悯的、沉郁的、令人揪心动容的文字。也许， 正是由于有大群庸常之徒的急功近利作参照，冉作者这篇言谈小地域、小人物、小道理的与“宏伟叙事”迥异的文稿，却恰恰显现出眼下文坛难遇难求而又货真价实的大气象。为他这篇稿子，我刊专辟“调查”栏目。从此每期一文，延续至今。冉隆中纠缠般探寻的，均为同一内容，即底层文学之真相。这在眼下文坛，堪称时尚话题。对草根写作放言高论、隔靴搔痒的男男女女，几乎逢会可遇。但事实上， 冉隆中鹤立鸡群，对底层文学的切肤之感，眼下尚无人能及。他以救死扶伤的冲动，细腻犀利的刀法，解剖一只只滇产“麻雀”，呈现出的，当是整体文坛的病灶。他访谈的数十位底层作者，散居于各地荒镇陋寨， 无一不是亲脚走到，亲眼见到，亲耳听到。有时山高路远，还会有数日火塘取暖、粗食果腹的勾留。总而言之，他要避免的是走马观花、浅尝辄止；他要远离的是道听途说、穿凿附会；他要杜绝的是居高临下、妄加评判。纯粹文学意义的写作，理应绝缘于锦衣玉食与呼朋引类，理应伴随清苦与寂寞，但冉隆中刻意寻觅的访谈对象，大都过于清苦、过于寂寞了，直至处于赤贫如洗、无人理睬的境地。所以他要鸣不平，他要鼓与呼。他最终拿出的每份调查，无论素材，还是见识，皆区别于众多名流伪善的“平民意识”，全是文学情怀，全是民族歌吟，全是底层故事，全是民间声音。惆怅、压抑与感伤， 虽是弥漫冉文的基调，但结识知音的快活，山川原野的诗意，文学不灭的古训， 浸润着他，在其步步艰辛的调查中，自有一腔飞扬的向往。我同冉隆中，稿件交往，前后五年。时而有事，电话联络，始终未曾谋面。《文学自由谈》封面上，登过他一幅头像。一张寻常的脸，四分之一侧仰着，鼻孔朝天。鼻孔朝天的人，通常都是很骄傲的人。而骄傲的人又多数都是有名堂的人。我服务的刊物，所倚重的就是那些骄傲的作者。写手骄傲，才往往不同凡响， 才可能人前说鬼话，鬼前说人话，叫人与鬼都惊诧莫名地吓一跳，因为他们听到了各自不喜欢的声音。（任芙康，《文学自由谈》杂志） 文章刊登于《南方文坛》2010年第6期

编者按创作与批评，如鸟之双翼，车之双轴。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。1998年，《南方文坛》推出“今日批评家”栏目，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。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、才情思力、灵动丰盈言说着“我的批评观”，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、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。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，与大家分享，敬请关注。今日批评家冉隆中（拍摄时间：2010年）冉隆中，昆明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，昆明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昆明市文联副主席、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云南作家协会理事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，教授。创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有《红土高原的回声》《转了一圈又回来》《文本内外》《底层文学真相报告》《重九重九》等十二部著作，主编《昆明的眼睛》《昆明读城记》《昭通文学三十年》《七彩云南儿童文学精品书系》等著作，主编《西南学刊》，主持《云南文艺评论》《艺术云南》等杂志相关栏目。2010 年，《文本内外》获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一等奖；2013 年，《底层文学真相报告》获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一等奖；2014 年，《重九重九》获云南省精品文艺图书奖。我的批评观田野调查式的批评写作冉隆中底层、底层文学、底层作家、底层视野……如今已经成为文坛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关键词。近年来，我以云南为半径的文学调查工作也基本在这几个词语里打转。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写作者，做好书斋里的阅读和研究，其实就是本分了。在某些评论家放弃文本细读，忙于飞行集会的当下，能够坚持真实阅读之后的发言和写作，就成了这个时代评论家堪称可贵的品质。我对诚实的批评家心生敬意的同时，却主动选择了另外的批评路径——坚持文学调查，获取一手资料，再做阅读分析，然后开始写作。这样的方式显然是不合时宜并且困难重重的：慢而且笨，成本高而收效微。但我既然选择了田野调查式的写作方式，我就必须做一个身体和心灵同时抵达现场的批评写作者。因此对我来说，仅待在书斋做一个安静的阅读写作者就不够了。我必须“走出彼得堡”。行走就成了我经常要做的另一种功课。我坚持自主选择调查对象，而且被调查者大多是文坛底层、民间、基本不出名的写作者。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为自己的调查全程买单。这样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——我可以保持自己调查写作相对的独立性，而不必顾及包括被调查者在内的任何需求。这样的独立写作，有时候就会特别的吃力不讨好——不仅是管理部门，也包括一些被调查的作家或社团。比如有一位作家，曾经对我的调查写作抱有很大期望。在接受调查时，他翻检出所有能够找得到的荣誉证书、译介作品、评论文章，以此来证明自己所取得的文学成就。电子邮件、信函、电话，那段时间的联系也好不热闹。但是当他看到我所写成并发表的调查文章后，却从此再无消息。我想，原因大概在于，我的调查写作，离他的期望值实在太遥远了。调查写作更大的困难还是来自调查写作设计本身——文学批评的写作可以借助田野调查手段来实现吗？调查意味着批评者与被调查者的近距离接触，而被调查者又身处底层，那么，这样的调查写作还能够保持必要的理性和高度吗？其实我自己知道，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，都不可以依凭任何道德制高点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竞技场上取胜。相反，由于底层写作者的艰难、弱势，他们天然地会比较容易唤起同情、感动和赞美，而让人忽略了对其所处幽暗位置的烛照，以及对其文学坚持的真实动机、作用、意义感的深入探询。记得不久前，一位著名评论家问我，你为什么总关心云南那些太地方性的很小的文学话题呢？我当然知道他对我的善意。他是真心希望我投入精力，参与到那些“全国性”的文学话题中去，以引起注意和重视，从而参与到主流文坛中去。但是我的看法跟他有些不一样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现在就是只关心这些发生在具体时间、具体地方、具体人身上的小问题。然而，这些地方性的文学小问题，难道不正是当下的、全国性的、值得更多人关注的文学大问题吗？文章刊登于《南方文坛》2010年第6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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