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日批评家｜李遇春：从阐释到实证

编者按创作与批评，如鸟之双翼，车之双轴。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。1998年，《南方文坛》推出“今日批评家”栏目，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。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、才情思力、灵动丰盈言说着“我的批评观”，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、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。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，与大家分享，敬请关注。今日批评家李遇春（拍摄时间：2009年）1972年生，湖北新洲人，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，《新文学评论》执行主编。入选2009 年度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。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（含旧体诗词）研究。迄今在《文学评论》《南方文坛》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两百余篇。著有《权力·主体·话语——20 世纪40—70 年代中国文学研究》《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》《西部作家精神档案》《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》等，主编《中国文学编年史（当代卷）》《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》十卷本、《现代中国诗词经典》两卷本等。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社科项目五项。研究成果五获教育部、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奖，另多次荣获中国文联、湖北省文联、湖北省作协等颁发的学术奖项。我的批评观从阐释到实证 李遇春老实说，我不喜欢“批评家”这个名号，因为它散发出一种吹毛求疵、咄咄逼人的气息；我也不大喜欢“评论家”这个雅号，因为它容易让人联想到跟在大作家背后亦步亦趋的小人物。这样说似乎有点酸葡萄的味道。因为像我这样的人，其实还不够格被称为“批评家”，我的评论向来不够“生猛”，缺乏所谓冲击力，我也从未引领过什么批评界的风骚，也就是说，我其实还在“批评家”的门槛之外。虽然是“槛外人”，但我得承认，几年前我就对文学批评萌生了倦意。大约从2004年起，我开始涉足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领域。从此，一手写小说评论，一手研究旧诗词。五年前的这次转向，于我是一次自觉而艰难的选择。我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钻故纸堆，孜孜于类似“整理国故”的工作，而相应地疏淡了对文学时潮的追逐。以至于在课间或课后，每每有学生向我请教关于网络文学或者“少年作家”的问题时，我常常感到惶悚不安。为此，这些年来我不得不在“新文学”与“旧诗词”之间奔忙，有时候觉得自己仿佛分裂成了两半：一半在现实中，一半在历史里。套用一句时髦的俗语，这叫“痛并快乐着”。遇上有年长的先生夸我写的旧诗论文还算老到，与我的俗世形象大相径庭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就充满了隐秘的快乐，那是一种类似作案后一时没有被人发现的窃喜。如果问我研究旧诗词对研究新文学有什么助益，我必须说，它让我真正意识到了学术研究中实证方法的重要性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自己在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仅仅几年后就萌生了倦意，那是因为我厌倦了那种流行的阐释型批评。当年读硕士时很是迷恋过一阵精神分析批评和神话原型批评，后来读博期间又痴迷于福柯的权力话语学说，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各派西潮理论，曾经牢牢地占据了我的心灵。再后来又流行波德里亚，流行桑塔格，流行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……可惜这时我已经失去了当初追逐新潮的激情。虽然长了一张学生说仿佛不会老的娃娃脸，但我的心态已然苍老。我仿佛看透了批评家的各式知识游戏，信仰启蒙主义的批评家执着地大谈特谈诸如“民主”“自由”“人性”“个性”之类的宏大概念，坚守存在论的批评家总是乐于到文本中去勘探“存在”“荒诞”“绝望”“虚无”等所谓生命的真相，还有无法穷尽的后现代理论中各种时髦的关键词，批评家们常以此为文学批评法典，做着无止无休的演绎性的文学阐释游戏。这大约就是我们批评的现状或曰症状。我自己时常也不能免俗。一提笔写评论，我就不由自主地返回那个早已异化的思维范式，仿佛不这样我就不会言说了。倘若偶尔能写出一篇摆脱了这种腔调的文字，那就谢天谢地了。近人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认为，清代朴学的“轻主观而重客观，贱演绎而尊归纳”的学术精神是“治学之正轨”。这对我们时下搞文学批评的人来说是很好的借鉴。当下的文学批评过于时尚化，过于主观化了，往往离开了作品和作家的创作实际，沦为了批评家的自言自语。一套理论话语到处可以套用，全不顾作品和作家的个性所在，这实在是异化了的文学批评。我并非拒绝阐释，但我推崇在实证基础上的阐释。真正的文学阐释应该从文本的形式，如叙述和结构等方面去寻找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。这不，我终于还是跌回了理论的魔障。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。文章刊登于《南方文坛》2010年第3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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